【悼念】徐晓宏 | 什么样的比较研究让我们觉得有趣
写在前面的话
美东时间2012年12月12日10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因病在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市去世，时年45岁。
作为社会学者的徐晓宏，投身于比较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等领域，探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社会变迁和政治经济的重大议题，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洞见。他的多篇开创性论文发表于国内外知名期刊，并屡获论文奖项。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待人谦和的师者，是学术共同体的无私贡献者，是富有勇气的行动者。
今日分享的这篇讲稿已流传颇广，是他对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反思。在宏大的比较历史研究愈发稀缺的当下，他的这些思考足见其学识之广博与理想之昭昭。有趣的研究弥足珍贵，令人回味悠远，有趣的人也是。谨以此文缅怀徐晓宏教授。
——“社會學會社”编辑部
徐晓宏（1978-2023.12.12），生前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2001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美国圣母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耶鲁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2013年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政治，文化和组织理论。发表著作有“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 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2013），“The Cultural of the Political: Toward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State Formation” （2010）等。
摘要
比较历史方法曾经是历史社会学兴起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在近年来，比较方法的合法性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引发了诸多争论。在本次讲座中，我提出一种宏观现象学的视角，其立意在于揭示比较的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是如何不可或缺地框定和参与研究者个体与学术群的理论和意义建构。通过梳理比较方法在学术创造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各种作用，本次研究试图促进历史社会学者的方法论自觉，和探寻学术创造性的路径。
关键词：比较历史研究 现象学 动态机制 历史社会学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对比较方法的研究和思考。我今天的讨论有些抽象，对于做过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会更直接地感受到有用，而对于对这个领域不太熟悉的朋友，我会尝试用例子进行说明。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厘清比较方法如何参与建构我们的理论框架，反思这一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比较研究的论题。
今天的报告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因为我研究的一个总体背景实际上是当代历史社会学中比较历史方法所遭遇的危机。第二部分是“何为宏观现象学”，解释我为什么要用“宏观现象学”这样一个很奇怪的说法。第三部分则是今天要谈的主体部分，就是我认为比较方法实际上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我们如何去建构我们对宏观世界的想象，这部分分为“破论”、“立论”与“破立之间”三块。破论是指它如何打破我们的既有认识，立论是它如何帮我们建立新的联系，破立之间是在两者间我们如何进行理论的创新。第四部分，我在这三块基础上，提出为什么动态的比较是更有意义的比较研究方法。最后，我讲比较研究与学术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关系。
一、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
首先我来探讨“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历史社会学，主要是欧美历史社会学的演进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发展有它自己的背景，今天我们不讲。古典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社会学，我们熟知的经典理论家，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或托克维尔，都是面对历史大转变与现代性形成的时代，渴望寻找历史的趋向，找出历史进展的规律和动态的趋向。这一阶段是历史社会学的奠基时期。在二战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兴起，尽管也有人做历史比较，但基本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进行，其基本取向是探讨社会的各种功能如何取得协调。在当时社会学家的想象中，现代社会最完美的协调是五十年代的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的市场秩序与具备完善公共服务的国家制度等要素间达到和谐。在这个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社会冲突与失范往往被视为社会有机体在向现代化过渡中的短期阵痛，而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要从结构功能协调的角度对阵痛进行诊断。
六十年代以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社会学兴起（蒂利、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E. P. 汤普逊等人），以一种文化运动的方式反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权威，渴望将自己时代的社会震荡和大变革纳入研究范围，因此呼吁回到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些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家形成，革命等）。这一批人拥有巨大的比较历史野心，积极寻找一些研究方法，以便能够捕捉历史规律。最典型的是斯考切波，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也引发了很大的辩论。她的比较历史的基本思路有：结构分析视角，即寻找多种结构性变量解释重大社会事件；密尔逻辑，即所谓求同、求异法，她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找到历史相关规律。在这本著作中，她使用了三个主要变量：国际竞争、地主阶级与国家精英的制衡、农民的自主性。她通过比较了中国、俄国、法国三大革命，并与其它未经历社会革命的案例（英国，德国，1905年前的俄国，日本甚至土耳其）进行对比，抽出这三个变量。虽然她强调这是三个变量，但她实际上的案例比较则其实是对一个事件因果链条的归纳：也即是，一个传统农业官僚制国家，在面对外部国际竞争的压力，被迫推行一些中央集权化的改革以图富国强兵，但这些改革触动了其传统盟友——地主阶级（法国和俄国的贵族和中国的士绅）——的利益，从而触发了后者的抗争并提出不同的改革主张，这两个集团的对抗削弱了社会控制、加剧了不安，从而使本已具备相当自主性的农民得以组织起叛乱，一场社会革命的危机从而到来，为像罗伯斯皮尔、列宁等革命者创造了走上历史的舞台。总之，斯考克波声称这种通过密尔方法抽出结构变量的做法，特别适用于少个案、多变量的分析，而历史社会学恰恰最适合这种方法（Skocpol，1979；Skocpol and Somers，1980）。